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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何以中国》有感
日期: 2017-06-14 作者: 舒扬文 浏览次数: 来源: 监督检查司 字号:[ ]

  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是作为群体或个体的人类,对自身的终极追问。

  不论是对过去的探究,还是对未来的预测,都可以尝试从历史中追寻答案。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先祖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星罗棋布的历史遗存。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我们在史籍和遗存中追寻文明的源头。究竟从何时开始,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古老人类结成了社会、形成了国家,产生了绵延发展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身为考古学家、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许宏,试图通过《何以中国》这本小书,描绘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大地的历史图景,讲述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

  按照第一部正史《史记》记载,周上有商,商上有夏,夏上又有五帝。古老的典籍通过代代相传、口诵心惟的方式,深深烙印在民族记忆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夏是中国最早的王朝。但20世纪初,伴随西方史学观念的进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印证的五帝及夏商上古史产生了质疑。五帝是否存在,夏商王朝范围如何,《史记》中关于早期王朝的记载能否称为信史?这些问题摆在了中国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似乎华夏文明史将被大大缩短,我们民族记忆中的“信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几乎同时,历史却又柳暗花明。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偶然发现药材“龙骨”上刻有古老文字,并考证出这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系商代文字。1908年罗振玉经研究考证,认为“龙骨”出土地小屯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殷墟。1917年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考据,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并证明《史记》中记载的商王朝世系基本属实。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进一步确定了商王朝的存在。

  此后,考古学家参与古史建构的热情无比高涨,梦想解读文字诞生之前的无字之书,认为即使没有地下文字材料的出土,也可以通过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等方面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互验,确定夏文化乃至五帝文化,从而把中国信史时代的上限不断前推。因此,考古学家们循文献记载前往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寻找“夏墟”,终于发现了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陶寺都邑发掘出的夯土城墙,周长约7公里,圈围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同期已知最大城市。出土墓葬反映出陶寺社会已出现“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在极个别大墓中发现了“龙盘”“鼍鼓”“特磬”等礼器,这表明陶寺都邑已存在某种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出现了礼乐制度的雏形。而且,陶寺出土的彩绘陶器、漆器上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受到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中原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可以看到一种集多元于一体的趋势。

  而陶寺遗址究竟能否被界定为夏文化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其无论在年代、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方面都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不尽相符。最重要的是,虽然出土的一件陶器残片上出现了两个朱书“符号”,但在成体系的文字被发现前,很难解读并确定其为文字。

  夏王朝,这个连接信史与神话的朝代,置身于历史迷雾之中,隐隐绰绰,难辨真身。难道它只是传说吗?

  几乎与陶寺同时代,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以山南和山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为首的各聚落群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出区域整合的迹象。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激烈冲突中,各聚落群倏忽兴亡,最终走向衰落,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砦集团开始展露头角,傲视中原。新砦类遗存整合了嵩山南北两大集团,吸收了外来文化中的上层因素,取得了“独大”地位,“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

  距今3800年左右,大量人口涌入洛阳盆地,并在极短时间内膨胀为一个超大型聚落,二里头横空出世。其方正的王城面积超过100平方米,明显带有规划痕迹,出现了井字形街道,纵深多进宫室院落,出现了区域的功能性分隔与手工作坊。其陶器带有新砦和龙山风格,但又融合了外来因素,并发展出自身特色。二里头人具有较高的手工艺水平,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使用铜刀等小型工具;他们用牛、羊、猪的肩胛骨来占卜;破碎的陶器上保留着刻画符号;贵族佩戴绿松石和海贝作为装饰品。

  以二里头王城为中心,国家权力沿水路与陆路交通线进行辐射,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铅等合金与生活所必需的食盐,源源不断地被送往王城,而文明中重要的礼器形态则影响着周边城市的陶礼器等器物的制作。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中央王国与周边邦国既有统治与臣服、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即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

  但问题依然存在。二里头遗址的种种遗存表明其已具有王朝气象,并且在考古时间上与夏商周断代史工程确定的夏王朝时间范围大致吻合,但仍然缺乏“地下文字材料”来确证二里头能否被称为“夏”。

  在书中,许宏并不赞成为了拉长我国信史时间,而将考古发掘的早期遗址盲目附会传世文献的做法,也不赞成对上古史的全盘否定。他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转而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客观存在,探究早期人类集团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质,考证其是否形成了可以称之为“王朝”的王权和政体。这可谓代表了“理性疑古派”的观点。

  史实是唯一的,阐释是无穷的。

  抛却对未经考古学确证的上古史的全盘否定和“证经补史”“对号入座”的迷思,考古学在中华民族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回答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精细的年代定位,对于早期人类遗存的考古而言,甚至不在于回答具体的族属、国别等问题,而是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跨越百年的勾勒,是从对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大地各邦国之间相互影响、冲突、继承关系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正如书中所述:“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元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从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图景中,我们看到各文化在冲突中整合,在竞争中发展,并从多元走向统一的趋势,这或许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历史进程的最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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